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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故事

作者:小创 来源:税收普法教育基地展厅 日期:2018/2/22 11:36:00 人气:



干练的财税专家-况钟

况钟(公元1381-1442),字伯律,号龙冈,又号如愚,江西靖安(今江西靖安县)人。他勤于学习,思辨机智却屡试不中,后经人介绍在靖安县做了管理礼仪和祭祀的小吏。在为官的生涯中,他刚正廉洁,治税有方,孜孜爱民,赢得了“况青天”的美誉。著名昆曲《十五贯》里那个善于断案,替民洗冤的知府就是况钟。

  史书对况钟的评价普遍很高,《明史•况钟传》记载他“刚正廉洁,前后守苏者莫能及。”明代思想家李贽在《续藏书》中说况钟“……廉洁之操,一尘不滓。”近代历史学家吴晗著文称况钟“清正廉洁,……兴利除害,扶持良善。”国外汉学家编写的《剑桥中国明代史》,对况钟的评价是“干练的行政官和财政专家”。

  宣德五年(1430),苏州等地的知府官有了缺编,朝廷决定派廉洁干练的官员前往,以求加强统治,清查赋税,增加收入。当时,苏州百姓负担很重,而且政治环境恶劣,官吏贪污成风,赋税奇重,人民难以忍受,大量逃亡,致使欠缴的税粮越积越多。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委派况钟去苏州任知府之职。况钟治理苏州,可谓受命于危难之时。

  初到苏州,他遍查民情,深入了解情况后搞清楚了人民逃亡,粮食减产,赋税欠缴的根本原因。苏州地区的赋税历来较高,主要原因是土地有民田与官田之分,官田又有古额官田与抄没官田两种。官田赋税高于民田,抄没官田又高于古额官田。到了明洪武时期,不仅官田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且官田赋额更高。据万历《明会典》记载,“洪武初,令官田起科每亩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亩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亩八升五合五勺,……抄没官田每亩一斗二升。”所有官田都是租给农民耕种的,赋税都需人民承担,因此税负奇重。洪武以后,官田数量极大地超过了民田,据顾炎武统计,宣德年间,民田生产的粮食只占1/15,官田是民田的14(《日知录》卷十)。明朝当时全年的田赋收入约3 000万石,其中浙江一省大概要征收275万石,约占全国的1/10;而苏州17县竟高达281万石,超过了浙江66县的税额之和。苏州共垦田96 506顷,占全国垦田总数的1.1%,而缴纳的税粮却占全国的9.5%,由此可见苏州人民的负担之重,不逃亡就会被困死。

  况钟提议将官田比照民田起科,这是改革性的建议,户部却说况钟“欲变乱(洪武)成法,请(皇帝)罪之”。虽然宣德帝表示支持,但阻碍仍多。况钟深为苏州人民的处境不安,多次提出官田减租和蠲免欠粮的具体方案,均被户部阻挠。况钟坚持为民请愿,不断上奏,一直拖到宣德七年(1432)三月,才得以批准,减去官田租粮72.16万石,荒田租粮15万石,连同其他减免,苏州人民每年减轻了162.29万石的负担,尤其还把这一项“永为定制”。由于官田田租减轻了,加上水利条件也得到了改善,过去逃亡的乡民纷纷返回家园,苏州因赋税公平出现了勤恳劳作,稳定繁荣的社会局面。

  况钟做的另外一件大事,是清理漕运中的混乱现象。所谓“漕运”,就是把江南地区的粮食通过大运河运到北京,供应皇室、官僚以及士兵食用。因此,漕运是否能及时供应,大运河交通是否畅通就成为朝廷关注的一件大事。但是,偏偏漕运管理混乱不堪,粮长“大斗进小斗出”;没有固定储粮场所;没有收运记录等弊端,助涨了贪污之风。正是由于管理不清,官吏们才有机可乘,徇私舞弊,贪污成风,敲诈成性,更增加了人民的痛苦。况钟深知农民是饿着肚子种田,冻着身子织布,辛辛苦苦劳作一年,到头来的收入还不够缴税。掌握这一情况后,他提出的改革方案是由巡抚周忱申请工部颁发“铁斛”,建立标准量器;在各县设立“水次仓”,建立“纲运簿”,分别填写夏粮、秋粮、加耗等明细收支单据;设立“加耗折征例”,明确加耗标准。这些措施得到了朝廷批准,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又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另外,漕运官每年指派苏州运输漕粮的民船多达500艘,这是一项极其苛重的负担,况钟奏请后全部免除了。经过努力,苏州人民沉重的赋税负担逐渐有所减轻,生活状况慢慢有了好转。

  宣德六年(1431),况钟继母病逝,按惯例要丁忧离任。3700多名苏州郡民联名向朝廷申请让况钟夺情留任。正统四年(1439),况钟任满候升,又有郡民18 000人联名要求他留任。朝廷知道他深得民望,以三品职升按察史署知府事。正统七年(1442)夏,况钟积劳成疾,于十二月病逝于苏州任上,终年62岁。中国历史上,如此深得民心的官员,况钟大概是唯一的。

他的主要贡献,是对一系列经济和财税制度的改革,推动了苏州区域经济的复苏和繁荣。正是由于这些改革,才得以扭转明代初期以来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萎靡不振的局面,因次,《剑桥中国明代史》把他列入了“改革家”的行列。

 

 

刘晏:改盐政增税源

唐中期杰出的经济学家、理财家刘晏,从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吟诗作对,样样了得,被誉为“神童”。10岁时,唐玄宗“封禅”泰山,因献《东封书》,受到唐玄宗的召见,被授予秘书省正字官职。童蒙读物《三字经》称颂道:“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已仕。”把他列为学习的榜样。

  “神童”长大后如何

  刘晏谦虚谨慎,一路走来,终成大器。官至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领度支、盐铁、转运、铸钱、租庸使。管理财政工作达几十年,政绩显著。为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史有“唐中偾而振,晏有劳焉”的评价。

  唐代有盐池十八处,盐井六百四十口。从玄宗天宝年间到肃宗至德年间,盐价是每斗十钱。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国家实行新的盐法,在产盐区设置监院管理盐务,对制盐专业户免除一般杂役;实行食盐国家专卖制度,对偷盗盐的依法论处。此法虽然增加了财政收入,但导致食盐价格大幅上涨,每斗需一百一十钱。

  安史之乱后,国家财政吃紧。时任盐铁使的刘晏认为,对百姓急需的物品征税,就能够满足国家的开支。于是上书奏陈盐法和确定盐价高低的办法。一是精简盐务机构,裁撤冗员。盐官多则骚扰多,于是在产盐乡就旧监设盐吏。主要保留了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处盐场和嘉兴等十监,同时自淮以北设扬州等巡院十三处,打击私盐贩子。二是打破食盐专卖制。改官收、官运、官销为官收、商运、商销。生产的食盐由盐官统一收购,然后卖给盐商,同时收取盐税,任其转卖各地。三是设立常平盐。在江表、岭南离产盐处较远的地区,设有常平盐,每当商人运不来盐时,就减价卖给百姓,用以平抑盐价。四是取消各地私自加征的盐税,商人船只过境禁止征税。

刘晏刚上任时,每年盐利收入才40万缗,到大历末年(公元779年),已达600多万缗,占了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

 

 

两税法”与吕衡州清查“隐户”

吕温 (772-811),字叔和,一字化光,因官终衡州(今湖南省衡阳市)剌史,所以世称吕衡州。与吕温同时代的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等人,都曾给他以极高的评价,因他既是唐代中期一位有成就的文学家,又是一位得到百姓爱戴的地方官员。

  担任衡州刺史期间,吕温大力推行压抑地方豪强兼并,调整租税、劳役负担,奖励农桑,救济穷苦等措施。当时,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导致土地兼并的日益加剧,失地农民逃亡的现象愈加严重,均田制处于崩溃的边缘,唐朝原本的租庸调难以推行下去。吕温就曾经奏称:“二十馀年都不定户,存亡孰察,贫富不均。”为了稳定财政,缓和阶级矛盾,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宰相杨炎向唐德宗建议,以户税和地税为主,统一各项税收,实施“两税法”,就是:1.取消租庸调及一切杂徭、杂税,但保留丁额。2.不分主户(当地土著户)、客户(外来户),一律以当时居住地为准登入户籍,交纳户税。3.不再按丁征税,改为按资产和田亩征税。根据资产定出户等,按户等征收户税,定税计钱,折钱纳物,即以钱计算税额,折合成实物交纳;根据田亩数量征收地税,地税以大历十四年(779)的垦田数字为准,交纳谷物。4.没有固定住处的行商也要纳税。税额初为其收入的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5.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要在六月交完,秋税要在十一月交完。

  为了更好地实施“两税法”,户籍成为户税最重要的依据。吕温到任后查找旧案,走访百姓,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一举查出逃避赋役的“隐户”(亦称逃户,这些隐户没有向官府输税,却要向主户缴租,向官吏行贿)万余户,几乎和在籍户相当。他愤慨奸吏压榨隐户的遭遇,请示朝廷不增加“疲民”的赋额,在奏疏中说:“当州旧额户一万八千四百七,除贫穷死绝老幼单孤不支济等外,堪差科户八千二百五十七。臣到后,审定赋税,次检责出,所由隐藏不输税户一万六千七。伏缘圣恩,擢授大郡,令抚伤残。臣不敢因循,设法固定,获隐户约万余。州县虽不征科,所由已私自率敛。与其潜资于奸吏,岂若均助于疲民。臣请作此方圆,以救凋瘵。庶得下免偏枯,上不缺供。”上敕有司付所司,照准,民赖以安(见《历代寓湘人物传略》)。

  吕温恪尽职守,政绩颇著,上下焕然一新,百姓爱戴如父母。但他的身体一直多病,英年早逝,道、衡二州的百姓不饮酒,弃娱乐,一起齐集了他的灵前哀哭,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窦巩等中唐才子名士都赋诗表示哀悼,可谓盛况空前。柳宗元与他是中表之亲,感情一向很好,写有《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

  衡岳新摧天柱峰,士林憔悴泣相逢。

  只今文字传青简,不使功名上景钟。

  三亩空留悬磬室,九原犹寄若堂封。

  遥想荆州人物论,几回中夜惜元龙。

  在以吕温为代表的官吏的努力下,两税法的推行巩固和加强了唐王朝的封建政权,恢复了因安史之乱被打乱的经济,消除了财政混乱。从历史意义来看,两税法的推行改变了过去的征税标准,实现了“以人丁为本”到“以资产为本”的转变, 不管土户、客户、隐户,只要略有资产,就一律得纳税,极大地扩大了纳税面,多少改变了贫富税负不均的现象,调动了农民从事劳动生产的积极性。把各种杂徭,杂税合并,建立了统一的税制,减少了纳税项目,在一定时期内,既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使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同时,两税法实施了“量出制入”的财政原则,以及集中纳税时间,方便农民交纳赋税。两税法中的某些思想影响着中国赋税体制的发展,对于现在的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管仲治税:以“轻重之术”屈人之兵

通过“轻重之术”,齐国利用市场供求和价格规律,对内调控经济,对外开展贸易,从国外获取大量物资。齐国的称雄几乎很少使用当时流行的兵车战、步兵战和骑兵战等战争方式,而是更多地运用设计巧妙的财税手段,走出了一条“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的崛起之路。

  为了增强齐国的经济实力,管仲向齐桓公献上计谋“官山海”,即百姓在国家的监管下,从事盐、铁的生产,最后由国家统一收购、统一销售,进行盐、铁专卖。“官山海”政策的实施,迅速为齐国带来了财富,成为国家筹集财税收入的主要手段。那么,仅凭“官山海”,齐国就具备争雄天下的经济实力了吗

  说实在的,还真不行。这是因为,齐国此时的发展成就,是相对于齐桓公继位时的乱象而言的。齐国国力还远远达不到富甲天下的地步。因此,正当齐桓公还在为“官山海”所获得的财富欣喜时,管仲却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提出了他聚集财富的四字真经??“通货积财”。

  以“通货积财”获取核心商业信息

   什么是“通货积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通过对外开放,扩大贸易,积累经济财富。管仲为何要在这个时候提出“通货积财”的政策呢其实,管仲提出“通货”,不仅仅是为了繁荣国内市场,更是为了吸引天下更多的商人。而吸引商人又来做什么管仲自有他的长远打算。这长远打算咱们暂且不表,先来看看管仲是如何“通货”的。

  为了将齐国打造成天下贸易中心,管仲再次采取屡试不爽的税收手段。一是实行低零税率。他把齐国的市场税率降为2%,关卡税税率降为1%,甚至在一段时期实施了零关卡税;二是在商品的流通环节不重复征税。也就是说,如果对外国客商收了过路费,就不收交易税,收了交易税,就不收过路费,如果车里空空如也,则什么都不收。这一下,齐国成了当时有名的“国际低税免税贸易区”。

  此外,为了吸引外国客商,管仲还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性的服务措施:为外商整修道路,建造驿站;设专门的官员负责外商的吃、穿、住、行一条龙的服务,凡是不按照规定提供服务的官员,将受到惩处。

  管仲还将外商的贸易量与服务的档次联系起来。齐国明文规定,“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拉一车货到齐国的外商免费提供饮食;拉三车货的再免费提供马料;拉五车货的再免费安排五名仆人。这一下,齐国不仅成了“国际低税免税贸易区”,还拥有别国无法比拟的优惠配套政策,于是“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

  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大了,齐国疏财好客的美名也远播天下,齐桓公那是相当满意,不过这好名声的代价着实有点大!年底一盘点国家财政开支,用于招待外国客商的费用,居然占了总开支的2/3。一时间,舆论哗然,人们纷纷指责管仲,耗费巨资搞“面子工程”;更有甚者,有人认为管仲被外商收买了。

  齐桓公坐不住了,忙召来管仲问话:“相国!搞对外开放可以,但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值不值呀”管仲却不慌不忙地回答:“君上,眼下咱们花的都是小钱,赚大钱的机会马上就要来了!只要能吸引了天下商人,咱们的‘通货积财’就成功了一大半!”

  前面提到,管仲“通货”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吸引商人,那么管仲吸引商人究竟有什么用呢管仲早年经商,深知这样一个道理,想要赚钱,商业信息尤为重要。而他之所以不惜重金搞“通货”,正是为了掌握各国的商业信息,进而达到“积财”的目的。现在齐国成了“国际贸易中心”,天下货物都在齐国流通,其中不乏粮食等战略物资,管仲正是通过商人掌握了各国商品的多少、价格的高低等核心商业信息。

  原来这才是管仲的长远打算。他向齐桓公解释道:“您不是一直想争雄天下吗如今我让您不费一兵一卒,就运用这些商业信息打贸易战,最终帮您实现争雄天下的愿望。”如何实现呢管仲要采取“轻重之术”。那么什么又是“轻重之术”呢

  以“轻重之术”不战而屈人之兵

  管仲给齐桓公解释,“轻重之术”就是国家利用市场供求和价格规律,对内调控经济运行,对外开展商业竞争。举例来说,当齐国市面上的布匹供不应求,价格飞涨时,国家就抛售储备,平抑物价;相反,当布匹供大于求,大幅贬值时,就动用国家财政大量购买,以“轻重之术”保证齐国经济的平稳运行。这是对内调控经济运行。而在对外贸易中,就是通过操控国际市场价格,控制主要商品的流通,运用“轻重之术”低买高卖,通过贸易战的方式打击敌国经济,攫取敌国物资,取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但是要想真正操控市场上主要流通商品的价格并非易事。

  齐国产盐、产铁,对盐铁搞价格垄断自然容易,但有些物资,并非你齐国特有,又怎么垄断这些东西的价格呢说到这里,咱们不得不提到一个“轻重之术”的经典案例??“鲁绨之谋”。

  当时,齐国和鲁、梁两国毗邻,军事冲突不断,齐桓公视其为心腹大患,“欲下鲁梁”。管仲适时地献上了“鲁绨之谋”。

  鲁国和梁国的老百姓平常织绨,绨是一种丝线做“经”,棉线做“纬”的纺织品。管仲先是劝齐桓公穿绨料衣服,并下令大臣都穿绨料衣服。一时上行下效,身着绨衣在齐国蔚然成风,这样一来,齐国的绨价大涨。

  这时管仲特意对盛产绨的鲁、梁两国商人说:你们给我贩来一千匹绨,我给你们三百斤金;贩来一万匹,给金三千斤。这在当时可是天价啊。消息一出,两国的老百姓都把绨贩到齐国卖高价,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在巨大利润的引诱下,两国国君就要求百姓全民织绨。

  一年后,鲁、梁的老百姓几乎全部出动,忙着织绨运绨,几乎无人耕田种地。管仲见时机成熟,便让齐桓公改穿帛做的衣服。于是,绨衣便成了“过时”的服装,无人购买。与此同时,管仲关闭了和鲁、梁两国的贸易往来。

  这一下,鲁、梁两国的绨布卖不出去,大量积压。两国国君忙命令百姓停止织绨去种田。但此时,两国农业荒废已久,粮食储备本就不足,而粮食又不能短时间内生产出来,很快就闹起了饥荒,两国不得已都只能向齐国进口粮食。

  齐国抓住时机,以百倍于国内价格??每石一千钱,向鲁、梁两国售粮,不仅收回了前期高价进口绨布的投入,还大赚了一笔。而鲁、梁的百姓买不起粮,十分之六都投奔了齐国。三年后,鲁梁两国国君不得不请服于齐。

  此后,在管仲的主导下,齐国还利用类似的战略,运用“粮食+丝绸”的办法,降服了赵国;运用“粮食+生鹿”的办法,打击了楚国;运用“粮食+武器”的办法,干掉了衡山国。

  今天,我们用现代经济税收的眼光,来重新审视管仲治税理财的这套“组合拳”。首先,管仲寓税于价,通过征收“间接税”,化解社会矛盾,滋养民生,并保护了国家经济。后来,管仲运用“官山海”和“轻重之术”,垄断市场,使齐国在春秋时期没有反垄断法的“国际市场”无往而不利。这套组合拳暗含了现代经济税收的先进理论,多管齐下,齐国哪有不富强的道理!

  管仲的治税理财,使齐国积累了富甲天下的财富。齐桓公依靠雄厚的财力,即位7年就开始称雄。即位35年,齐桓公会盟天下诸侯,实现大业,齐国成为春秋第一强国。

  回顾齐国的称雄之路,几乎很少使用当时流行的兵车战、步兵战、骑兵战等战争方式,而是更多地运用设计巧妙的财税手段,走出了一条“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的大国崛起之路,这不仅为后世王朝的强盛和复兴提供了借鉴,而且对现今我国和平发展,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也提供了有益的参考。